不自信不进取消极倦怠的美国空军文化

　　毋容置疑，美国空军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目前，美国空军现役作战飞机的总数是2094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除了有大量的‌F-15、‌F-16等第四代战斗机外，美国空军还拥有‌F-22“猛禽”和‌F-35“闪电”第五代隐身战斗机，也是世界上拥有第五代战机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始终致力于研发第六代战斗机B-21。另外，美国空军还装备了数量众多的‌B-52、‌B-1B、‌B-2A、‌B-21A等很多类型的战略轰炸机，具有强大的全球打击能力。但在战场上起决定因素的终究是人，更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表面上看，美国空军拥有数量巨大的飞行员储备，而且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并参与了众多战争，他们的飞行员大多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实际上，美国空军正在面临着重大挑战，因为美国空军文化出现了问题。

　　美国军事专家保拉·桑希尔（Paula Thornhill)和沙恩·普雷斯沃特（Shane Praiswater）对美国空军文化的病症进行了诊断，并开出了药方。桑希尔是美国空军退役准将，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教授。普雷斯沃特是美国空军中校，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思想家项目的毕业生，也是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B-21初始部队第31测试和评估中队的作战主任。近日，他们在美国军事网站《防务一号》联合发文分析了美国的空军文化：没有自信，不思进取，消极倦怠，把自己当成被动的帮手，而不想成为锐意创新的战争赢家。他们指出，要想变成全球上最强大的空军，成功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冲突，美国必须重振空军文化。

　　1945年，美国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从塞班岛起飞，执行针对日本的轰炸任务

　　“不屈不挠、锐意进取”是美国空军历史上最强大也是最具凝聚力的文化，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美国空军飞行员以勇气和创新应对最艰巨的作战问题。但是，现在的美国空军已经缺乏这种精神，桑希尔和普雷斯沃特在文章中指出，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要想取得竞争上的优势，美国空军的民间传统文化迫切地需要重振。

　　美国空军的民间传统文化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飞机将战场变成了一个三维空间，新的作战问题是需要创新的、敢于冒险的解决方案。这一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AAF）指挥官通过利用技术、地理和飞行员的才能，甚至在高风险的情况下，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战争结束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作战人员知道，他们属于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任何对手的部队，而后来独立的美国空军就是围绕这种文化建立起来的。

　　但近几十年来，美国空军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引起的，因为这两场维持的时间长、规模巨大的战争以地面作战为重点，空军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所以，美国空军的领导层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创新的、自信的追求胜利者，而是建立并采取一个更为被动的“重要推动者”（critical enablers）框架，把自己当成其他作战部队的帮手，逐渐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消极被动的颓废文化。

　　在一支军队中，被动是危险的，会导致作战人员的冷漠，甚至会滋生失败主义。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抵抗德军的战士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谈到1940年法国“奇怪的失败”时所写的那样：“我们的士兵被打败了，而且在某一些程度上，他们太容易让自己被打败了，还在于他们的思维功能太迟钝。”

　　美国空军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强大的、单一的文化叙事将飞行员团结在一起。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叙事，文化碎片化将会持续下去，空军就不会为国家提供最优贡献。

　　美国空军日渐增长的思维模式可以被称为“参与式文化”，即依靠他人来识别、提供和寻求应对棘手作战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文化会鼓励飞行员等待来自空军以外的指令，并且让他们产生不承担合理风险的心理。具体来说，在一场对等的作战对抗中，作战人员认为他们的主要角色只是参与者。由于对手的防御能力逐步的提升，作战人员希望使用先进武器应对，但不是为了追求制空权。这样的一种文化会产生三种病症：

　　第一个症状：没有自信。美国空军大多数飞行员似乎对美国空军在重大冲突中获胜的能力没有信心，并采取一种被动的心态来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往往认为，将军们已经假设了一些战斗是无法通过传统的胜利理论来赢得的，因此美国空军所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就是参与作战，而不是认真训练去击败对手。多年来对“步调威胁”（pacing threat）的强调可能让那些习惯于支援联合部队而不是领导联合部队的空军作战人员不仅感到不适，而且也大失失望。

　　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的军队正在加速现代化步伐，并代表一种“步调威胁”。事实上，美国政府将俄罗斯视为“迫切威胁”(acute threat），而将中国视为“步调威胁”。美方所谓的“步调威胁”，是指美国军力的发展步调要时刻关注并努力超越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

　　第二个症状：依赖远射武器。美国空军过度专注于防区外发射的远程发射武器，这样的武器降低了攻击的风险，但也助长了飞行员只是战争参与者而不是必胜者的心态。领导层越来越依重防区外发射武器，然后得出结论，认为“防区内”攻击过于危险，然后进一步得出结论，该部队不能像以往那样进入“防区内”发动攻击并取得胜利。诚然，防区外远射武器和相关战术至关重要，但许多作战人员认为，正如他们的领导所做的那样，放弃“防区内”攻击会扼杀战术创造力，并将主动权拱手让给对手。

　　第三个症状：对历史缺乏了解。强大的组织文化需要共同的历史，然而，美国空军人员无论是在单位层面还是在专业军事课堂上交谈时，很明显地表现出对美国空军历史严重缺乏了解，更不用说能够批判性地理解了。像“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滚雷”（Rolling Thunder）以及“沙漠风暴”（Desert Storm）等名称不再唤起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些曾经赫赫有名的行动代号已不再能够激发空军飞行员们的辩论。对大多数作战人员来说，他们的空军文化叙事始于2001年美国发生911后，美国空军成为了作战行动的“重要推动者”而不是领导者。

　　施韦因富特空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典案例。1943年8月，美国陆军航空队230架B-17“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对德国位于施韦因富特市最大的滚珠轴承工厂进行轰炸，希望能够通过摧毁这座工厂来瘫痪德国的军事工业。为了应对美军的空袭行动，德国空军动用了300多架战斗机。双方都损失惨重，但美国的目标达到了,德国的这家工厂产量也大幅度减少。而“滚雷行动”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对北越进行的轰炸行动，从1965年3月至1968年11月，美国空军第2航空师、美国海军和南越空军对北越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行动。有人将其看成是美国的典型的胜利，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其看作是典型的失败。滚雷行动确实阻碍了北越对南越的进攻行动，也给北越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却没有完全实现任何一个任务目标。而“沙漠风暴”行动是海湾战争期间，以美为首的多国部队从1991年1月17日到2月24日对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进行的空中打击，使得伊拉克的指挥与控制管理系统瘫痪，严重削弱了伊拉克军队的战斗力。

　　这些历史上著名的作战行动曾是美国空军人员尤其是战斗机飞行员津津乐道的英雄故事，让他们备感自豪，也增添巨大的作战动力。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美国空军作战人员对其历史不了解，对这些经典作战案例也不再感兴趣，更不会对其进行辩论与思考。

　　正如所表现的那样，美国空军正在走向一种参与式文化，这至少有三层含义，也可以说有三种危害。

　　首先，这种文化强化了美国空军的辅助作用，而不去重振一种创新的、能够掌控局势的思维模式。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未来的主战场将是太平洋地区。桑希尔和普雷斯沃特在文章中指出，美国要想在太平洋地区开展作战行动并取得胜利，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所有军种都应准备好，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上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辅助者的角色。

　　其次，参与式文化让美国空军变得没有担当，从风险管理者转向风险规避者。美国资深飞行员历来拥有有效地管理风险的能力和传统，即使上级的指令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飞行员都能结合实际战况做出调整，想方设法达成目标。比如在施韦因富特行动中，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军飞行员也设法在风险和有效性间取得平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如今，盛行的厌恶风险的文化导致指挥官追求靠不住的胜利理论。

　　第三，这种病症表明，美国空军可能正在从一种“激能文化”（enabling culture）转变为被动文化。在后一种文化中，飞行员等待被告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完全听命于指令，而不是寻求发挥领作用并夺取胜利。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强调的那样，从文化上讲，这种被动文化对任何军事组织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布洛赫提醒我们，即使是最优秀的领导者，也必须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不断培养自己的组织文化。桑希尔和普雷斯沃特在他们的文章中给美国空军领导人提出了三个建议，或者说开了三个处方：

　　首先，在将军级军官和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尉级和校级军官之间 开展真诚坦率的对话。在等级制度中，这种跨层级的沟通往往很棘手，不容易实现，但仍鼓励将军们放下身段，倾听下属军官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察觉缺陷，处理问题，因为将军们的理论和下级军官所想的问题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脱节，这种脱节在战时比平时更严重。

　　第二，领导者应该要求作战人员将对手改进的防御系统视为需要克服的挑战，而不是去逃避这种挑战。例如，空军的作战部队可以借鉴最近使用第四代战斗机击退伊朗僵持战术攻击的做法，在欧洲和太平洋的关键基地周围建立重叠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区”。这样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战人员从脉冲式作战演变为有条不紊的综合空中防御作战，或者至少是让对手感到恐惧的阻截行动。

　　第三，飞行员应该明白他们的部队曾经辉煌的历史，了解积极奋进的民间传统文化，还应该理解不同的胜利理论，以及飞行员如何在危急情况下追求有效的战术。没这个历史基础，就没有建立一种共享的、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组织文化的希望。

　　美国空军的领导层明白他们面临着新的威胁，最近的重组努力以及像敏捷作战部署（Agile Combat Employment）等教义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对脉冲式作战和防区外发射武器和战术的强调和依赖也表明，领导层认为，这种威胁只能被控制，而不能被击败。

　　这种态度滋生了一种被动的、参与式的文化，尤其是在战术层面。桑希尔和普雷斯沃特在文章中无奈地表示，希望美国永远不需要再打一场大国战争。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也美国空军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领导层为飞行员们寻找一种强大的、统一的文化，将他们团结成一个整体，重新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美国空军高级领导人应该努力专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并利用飞行员的创新文化来帮助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而且，领导层也要强调突出军事创新，将其作为空军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空军的各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中强调空军的文化遗产。另外，对那些带来创新的人员以及实际运用创新的人员进行表彰。

　　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的条件，因此美国空军在官兵晋升方面做了改革，试图创造一个跨越种族和性别的公平竞争环境，激发作战人员的潜能。美国空军去年开始做的官兵晋升系统重大改革表明，领导层根据自己素质以及在每个职业中成功的技能和任务来评价飞行员，而不是受欢迎程度来评价他们。美国空军领导层认为，通过改革晋升体制，尽可能激发作战人员的能力和斗志，为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全球大国竞争做好准备。

　　美国专家指出，无论如何，美国需要一个健康的空军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这首先要重振一种推动飞行员识别和解决复杂作战问题的积极文化，那就是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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